其次，如何实现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

法理思维是对法律思维过程的研究，揭示的是法律运用的思维规律或规则。法理思维重点探寻的是法律思维规则对主体思维过程的约束，描述的是法律思维规则与人的关系。

有了法律规范构成的假定，才有了严密的法律规范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管理越来越复杂，在管理规范化、法律化、法治化的修辞之下，不仅法律的数量在剧增，而且国家、政府的权力以及公民的权利也越来越多。辩证法本来是认识论范畴，但是在人们的思维中又把它当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然而必须注意到，法律行为规则主要是作为评判行为合法、违法和非法的依据，而非评判一个人判断对错的标准。它的主要功能是允许社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迅速的法律规范变迁，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

批判性思维是把逻辑规则作为辨识工具，目标在于建构正确的判断。比如，哈特把法律规则分为两种：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法律教义神秘化和法律教义崇拜的另一面，是对法律教义本身的无知。

若受害人已经死亡，则可初步推定为故意杀人，只有在反证充分时，才构成故意伤害致死、过失杀人等其他犯罪，或者属于意外事件。因此，田继伟的投毒意图仍可能仅限于导致张某无力工作，而这种可能性之高，足以算得上合理怀疑，但控方却没能为排除这种可能性而提供足够的证据。不止于欢母子，就连公司员工也没感觉到会发生危险态势，否则不至于拖延到晚上十点多才决定报警。人与人之间总是难免纠纷，诸如辱骂、推搡、围困乃至拳打脚踢之类的不法侵害，在生活世界中很常见。

作为操作指南，法律教义具有补充法律体系的功能，有利于克服法律的僵硬性或恢复其确定性，从而增强法律回应社会现实的能力。只要潜在的罪犯更容易理解和感知刑罚的威慑，那么就更不可能在控制犯罪后果方面心存侥幸。

但合理怀疑并不等于一切怀疑，如果抗辩理由达不到合理怀疑的程度，那么法院应认定抗辩无效，可径直作出有罪推定或罪重推定，此时控方无须为排除无效抗辩承担举证责任。由于作案手段与犯罪目的并不总是吻合，所以，即使犯罪目的仅限于伤害，罪犯也完全可能因下手过重而致人死亡，哪怕致死不是罪犯追求的后果，也可能因过失或放任受害人死亡而构成故意伤害致死或间接故意杀人。这样做的道理没有错，障碍在于没法操作，因为无论是意志还是认识，都与意图一样不可观察。该案引发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于欢行凶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倘若致死确实是出于行为人过失，那么就意味着行为人发生了认识错误，即行为人低估了致死概率。1.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二审法院认为于欢面临的不法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故而不构成正当防卫。对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司法识别，就是长期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而林森浩却是唯一能以合理成本避免该事故的当事人。

倘若司法者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自律，创制法律教义就纯属多余，因为自由裁量的裁判水平高于被法律教义指导和约束下的裁判水平。这两个概率值越高，定罪就越应倾向于故意杀人。

因为在终极意义上，法律只关心后果。这三个抗辩理由均达不到合理怀疑的程度，控方甚至无需为排除该抗辩承担举证责任。

所谓边际威慑，乃是一种使潜在的罪犯以较轻犯罪取代较重犯罪的激励。但现实司法者的智慧和品德与哲学王相比差距悬殊，所以用法律教义来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仍然可望从整体上提升裁判水平。更糟糕的是，该判决明显没有摆脱舆论的影响，而这会强化媒体的寻租动机。田继伟的投毒，导致张某患上两侧股骨头缺血坏死、库欣综合征、左眼白内障等多种疾病，苦不堪言。不过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下中国法学界对法律教义学的研究，似乎只关心法律教义的引进、解释和适用，少见有法律教义学文献致力于探究法律教义背后的逻辑，或者关心其创制的过程（两者是一回事）。主客观相统一虽然不过是对常识和生活经验的包装和复制，但却一直被当作刑法学理论的灵魂。

如果法院先根据指控作出推定，那么就会在遇到有效抗辩时作出相反推定，排除合理怀疑后再作出相反推定，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穷尽所有涉案证据和已知犯罪信息。为证明林森浩是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控方提供了林森浩的口供、大剂量投毒行为以及各种辅助证据，例如林森浩在黄洋住院期间态度冷漠，眼看黄洋病情日益加重、医生束手无策却始终没有如实交代其投毒行为。

以犯罪结果为据作初始推定，只是为了选择一个大概率为真的判断以作为推定-反证模式的认知起点。惩罚相当于为犯罪定价，通过对轻重不同的犯罪规定高低不等的价格，总体上可以让犯罪行为变得更加理性，亦即罪犯将会对应于犯罪目的，尽可能选择廉价的犯罪。

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洋不满，逐渐怀恨在心。如前文所述，刑法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证刑罚的边际威慑，其次是让刑罚更有效率。

（2）若无反证证明行为人为控制行为后果而采取了足够的措施，则可推定为故意杀人，除非有反证证明行为人存在认识错误。在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里面，无所不知的哲学家做了国王，则法律教义连同法律本身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林森浩不清楚其投毒行为会杀死黄洋，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此属于杀人的间接故意。虽然一直被法律教义学家所忽视（这是惊人的忽视），但不可否认，就投入上述工作而言，法律经济学家不仅起步更早，而且走得更远。

（3）虽然这两种犯罪的结果相同，但从事先看来，故意杀人要比过失杀人更可能导致受害人死亡。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后果主义的规范立场完全契合。

2015年1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对林森浩故意杀人罪成立的认定。而如果诉诸刑法公正，那么为何区分这两种犯罪的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了。

故意杀人区别于故意伤害致死，故意伤害区别于故意杀人未遂，其依据都是行为人有无杀人的故意。说到底，意图只能借助行为来表达，也只能根据行为来证明。

在受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排除故意杀人的反证就主要来自犯罪行为了。这一认识有些草率，凶器的来源，是区分于欢行凶究竟系出于蓄意还是出于临时起意的关键证据，若凶器系于欢事先准备，则其行凶就更可能构成故意杀人，且更可能排除防卫情节。五、延伸讨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识别 与受害人死亡条件下区别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相对应的另一个司法难题，是如果受害人活了下来，那么该怎样区别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2017年4月12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田继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例如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人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如果行为人已经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了足够的措施（足够的含义是指，行为人为控制行为后果而投入的成本超过了PL，因此可以排除任何过错），那么就说明犯罪行为在事先看来不会致死或致死概率很低，却由于行为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意外事件或受害人过错等）导致了受害人死亡。

后果为锚的观念是客观统一主观的延续。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理由是，上诉人田继伟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犯罪未遂。

（一）理论描述 从威慑的角度，惩罚未遂犯罪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做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抓获罪犯的概率，因为未遂犯罪被发觉等于提前暴露了作案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犯罪的预期成本增加而刑罚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严厉。其主要理由是：（1）投毒未到致死量。